全市农村供水保障专项行动项目集中开工

在省、自治区内按地区设立的和在直辖市内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但是，这些冲突性理由并不像存在一个相反的规则那样构成原则的例外，避免污染的原则仍然会产生反对发放许可的理由，但是这一理由可能会在衡量过程中被其他理由所击败。台湾学者廖义铭则明确表述了法律论证的论证、说服特性，"法律论证，乃法官用以将其对某一案件之判决证明为当，以及制作说理以使争讼两造信服的方法。

实用论把真理同社会效用相联系，强调有用即是真理。所以，一个原则的例外就是与其相反的规则的存在，如果这一规则可以涵摄这一案件，规则的适用将决定案件的结果。在这个网络中，一切信念都像是蜘蛛网中的节点，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其他信念的支持。这一稳定且融贯的世界图景应当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来获得，因为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沟通，可以使每个成员根据他们自己的偏好选择体系修正错误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一个人融贯的接受体系中能够保留正确信息而过滤掉错误的信息。" 这显然是和法律论证理论一直所强调的"在开放的体系中论证"相抵触的，这种观点所带来的难题就是，在法官那里只看到了法律体系的稳定性，而忽视了法律体系为适应社会发展而不断创新的要求。

（ⅴ）它提供了某种对于世界相对稳定的理解方式，且此种理解方式能维持融贯性（意指，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持续满足（ⅰ）-（ⅳ）的条件）。在这一方面，融贯论不同于基础论。[8]我将之视为现代中国民族国家重建的一个重要经验现象和政治制度实践，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制度创造。

最后，即便传统的刑法、民法也受到众多非教义性质的而是经验性质的社会实践的冲击。首先，虽然刑法、民法教学在法学院中举足轻重，但是就法律实践而言，就对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而言，由于其他法律部门的兴起和扩展，传统的刑法、民法的地位看起来在下降。不过，无论其倾向如何，这些文章毫无疑问触及了近代中国政治法律宪制的一些重大问题。在今天日益增多的法律部门中，真能拿得出教义的并不多，教义几乎一直局限于传统的刑、民法领域。

我不打算描述这些发展，而试图讨论这类努力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在之前的法学研究和写作中，学者们对此一直关注不够，乃至于许多学人不但习惯了而且已经认定了那种沉闷得不动声色的所谓法学学术文体，或是因翻译造成的冗长文体。

事实上，按照这一思路，上文中我放在政法法学名下讨论的，如冯象的研究，就同时属于社科法学。这般界定的法教义学其实已经消解了教义，而在不知教义为何物之际，实际上法教义学概念也就没有能指的意义了。并且外国人著作的所谓影响力也主要来自较多中国学者对其引证，但这种引证并不一定证明了其在中国的学术影响力。[4]他认为法治本身……不可避免地充满了伦理疑问……本质上是一种权力话语重写历史、以程序技术掩盖实质矛盾的社会控制策略。

社科法学是针对一切与法律有关的现象和问题的研究，既包括法律制度研究、立法和立法效果研究，也包括法教义学关注的法律适用和解释，主张运用一切有解释力且简明的经验研究方法，集中关注专业领域的问题（内在视角），同时注意利用其他可获得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也包括常识（外在视角）。[6]冯象：《国歌赋予自由》，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5卷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9页。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经验上根本就不可思议--一个人以光速运动时看到的扭曲的时间和空间，这需要何等的想象。但在现当代社会，严格责任又重新在产品责任或高风险行业中复兴，其根本原因也许并不是经济学理由：信息不对称（这只是反转了举证责任，但不对称的说法还是假定这些信息可以获得），而更可能因为在社会层面这种关联关系太强大，因此完全可以取代过错责任的因果关系。

[13] 今天的法教义学也已经升级了，已不仅仅以教义、信条或概念为中心展开研究。越来越多的部门法领域如今越来越有别于传统的刑法和民法研究，已经开始摆脱20世纪90年代普遍流行的那种对相关立法或法规的字面含义解说，开始关心立法或监管或司法的实际后果，它们不得不根据变化的社会语境而不再仅仅是根据某外国法的变动来调整修改中国的法律，它们开始注重应对中国新出现的有法律意味的社会事件，因此，它们变得越来越像基于经验的政策性和对策性的研究。

[15]但是，这些说明即便再充分、可欲和可行，在司法实践中也没有独立的用处。或者就算有教义，如反垄断法中的追求垄断，或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今天的法律实践也已表明其是伪装的。

例如，在刑法中甚至包括极为宽泛的刑事公共政策。如此法教义学的边界就变得很模糊。而对学术训练和研究，从理论上讲，一个学者必须有自己的田野。社科法学研究成果的真正不足，在我看来，更可能是有志于社科法学研究的学人还没能在自己的专业和日常生活中自觉构建起自己的那个田野，并保持学术的敏感。用霍姆斯的话讲，想事儿，而不是想词儿。因为正如尼采所言，没有事实，只有解释。

由于这类法律部门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因此，侯猛认为目前中国社科法学研究的队伍不够大的断言，[17]在我看来很值得商榷。我理解的法教义学主要关涉制定法的司法解释，但除了制定法、判例外，也包括个别部门法学者长期奉行的学说，如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等。

[12] 二、边界模糊的法教义学 如当年预测，如今的中国法学研究整体上确实更职业化和学术化了，至少从学术成果发表层面来看，以实践导向的诠释法学为主。就此而言，这类著述的主要功能其实还是法治意识形态的而不是法教义学的。

要构建这样一个广阔且有丰富产出的田野，另一个必备的条件是想象力。若按照目前的法学发展趋势看，我的过于乐观的估计是，大约30年后，法教义学的研究--有别于教学，很可能不再能进入中国顶尖高校法学院顶尖学者的视野，相关的研究会转移到二流或三流法学院中去。

倡导法律推理、解释和法律思维的志愿者只是在宣传法教义学，不是运用，甚至都算不上推广。侯猛提到的我的《送法下乡》其实真算不上什么重大研究成果，即便对当时中国的法学研究有一定的冲击力。也许结果只能是少数派给多数派让道，但正如英国法学家詹姆斯·斯蒂芬所言，那也不因为少数派知道自己错了，而是他们知道自己是少数。这需要将党国问题置于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发生和建设的宏大国际和社会语境下，需要对中国现代政治历史和政治实践有所了解和洞察，需要更为细致的经验研究。

那么为什么会如此？政法法学之所以可能浴火重生，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人们在社会中的利益、社会地位、教育水平不同甚或仅仅是偏好不同而导致一定会有道不同的艰难处境。有些法律部门干脆在概念层面的坚持也不见了。

[14]这种说法还表明，在刑法学中，政策考量完全是配角，刑法理论的基本框架和主干是也应当是教义学的。在诸如金融、证券、税收、环境、资源、劳动、反垄断、社会法、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等法律领域，本来就几乎没有什么非常确定和稳定的教义，甚至很难说有什么可以配得上教义一词。

即便在一些问题上此刻有重叠共识，但在另一些问题上或在另一时空，可能就无法获得共识，因此只能不相为谋，最多也只能和而不同。不管个人好恶，党国体制起码是塑造现代中国甚至是令其得以发生和成长的最基本和最核心的制度。

即便不是范式转换，而是新资料的发现，或对旧有资料的全面重新解读，也需要各种条件的促成。因此，在传统的受法教义学支配的刑法、民法领域，不属于教义的统计概率常常置换了传统法教义学的因果律或因果律推定。[7]参见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23]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川刑终字第690号刑事判决书。

[10]参见白轲：《强世功对不成文宪法以及中国宪政秩序的研究》，《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1]13年过去了，中国法学研究出现了一些有意义的学术问题，围绕这些问题重新做出理论性分析，或许有助于对十多年前的某些论断予以调整，并从中看出十多年来中国法学研究格局的流变。

其次，法教义学的适用范围也在收缩，而不是在拓展。就此而言，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关注领域有重叠却不重合。

这两个理由都不是法教义学意义上的，其核心是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上的，关注的并不是教义。我不曾相信意识形态可能终结，却曾相信可能严格区分学术与意识形态，并因此相信随着学术发展和法学研究的职业化和专长化，政法法学会退出历史舞台。